大牛时代 对华加征关税标志着“拜登经济学”的失败︱国际新观察

传言落地大牛时代，美国拜登政府于5月14日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向钢铁、铝、半导体、电动汽车、港口起重机、锂离子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医疗产品等一系列中国商品额外加征高额关税；时值大选之年，2018年3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在拜登手里完成了一次重大升级。但这一举动，体现的不是美国的强大，而是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败和自信衰退；标志的不是拜登经济等各方面政策的成功，而是“拜登经济学”及其政治学的失败；给美国人民、美国经济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发展机遇，而是更加沉重的生活成本负担和更加黯淡的未来。

面对美国此举，中国政府的反应既要有足够力度以儆示对方，又要确保自卫还击目标精准，以美国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反华势力为对手而非与美国人民为敌，更要避免我们自卫还击的负面冲击蔓延到其他贸易伙伴；中国企业的反应，既要避险，又要争取规避额外关税和管制，力争“曲线入美”保持这一市场。从更长时间跨度、更大背景上考虑，我们还要认识到，美国、西欧这类保护主义倾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近二十年来的国际经贸规则演变推到了不断增加过度管制的错误方向；中国作为实质上的自由贸易旗手，需要努力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好的国际经济秩序愿景，把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带上“发展”轨道。

大选年的贸易保护主义

大选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本来就是美国这类实施西式民主政体且综合国力较强国家的通病；在这样的年份，寻求竞选连任的政客格外需要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以讨好关键区域、产业选民，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也会抓住这个时机“拿捏”政客以遂其欲。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所分析的那样，由于所涉自身利益分散且微不足道，因反倾销之类贸易保护措施而利益受损的消费者等没有动力积极行动反对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商品竞争行业的厂商和工会则因涉及巨大的切身利益，有着强烈的动机去为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而奔走呼号，一个组织紧密的小集团拥有比组织涣散的大集团更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保护主义分子都知道，借选举之机，迫使政治领袖作出有利于己的承诺，这是保护主义分子人尽皆知的“上策”。在实践中，美国、欧洲贸易保护主义每次潮涨潮落，无不与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2000年底，克林顿政府向中国、乌克兰和印度钢铁开刀，是因为当时戈尔和小布什正在激烈争夺中西部各州，钢铁工人联盟在这些地区政治能量极大，而且戈尔的竞选班子头头威廉·戴利系前任商务部长，在1998年的进口钢铁危机中是强硬的保护派。

2002年，小布什对进口钢材实施保障措施，固然有在经合组织中给旷日持久的全球钢铁限产谈判施加压力的考虑，但更多的是着眼于在当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争取钢铁行业的选票。

无论是拜登本人，还是他的财经阁员如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原本都明白对华额外加征关税在经济上不合理；上次总统竞选期间，拜登本人就曾一再对特朗普此举口诛笔伐，抨击这是由美国消费者支付关税，而非由中国支付关税；但在不利选情压力之下，经济学知识必须为他的竞选需求让路。

毕竟，就在13日，即拜登宣布对华额外加征关税之前一天，新公布的美国大选六大关键“战场州”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其中5州注册选民中的支持率高于拜登。这次民调结果与去年11月开展的最近一次同主题民调结果基本未变，在此期间，美国股市大幅上涨，特朗普“封口费”刑诉案已开庭，拜登竞选团队已在多个“战场州”斥资数以千万计美元投放广告，……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扭转选情。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决定“上强度”加码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实不足为奇。

“拜登经济学”及其政治学失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动机

在此基础上，“拜登经济学”及其政治学的失败加剧了拜登政府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动机。将中国视为唯一全球性战略竞争对手的做法大大刺激了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与制裁，这一点自不待言；拜登-民主党阵营自上次大选期间就一直标榜要推进“再工业化”，这一政策主张甚至可以上溯到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电动汽车产业尤其被拜登及其政府称为与中国产业竞争的焦点，但三年多执政的结果，中美两国制造业产出规模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特别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业一飞冲天，令美国同行望尘莫及，拜登政府不得不在大选年乞灵于贸易保护措施，而不是满怀自信地开放市场与中国竞争，“拜登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的失败，堪与其抑制通货膨胀的惨败相提并论，长期影响更有过之。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当前选情暴露出的民主党阵营长期奉行的“身份政治政治学”或曰“奥巴马/拜登政治学”失败之处。这种“身份政治”的要点是赋予非白人非亚裔的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特别是其中的非法偷渡客）和性少数群体超过主体民众的特权优惠，并将这种做法列为“政治正确”而不容置疑，以此换取他们成为民主党阵营的“铁杆票仓”。

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诞生于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福利社会的“政治学”确实为民主党阵营赢得了相当稳固的票仓，但随着时间流逝，其内在不可持续致命缺陷正日益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在这种策略下大批涌入美国的非白人非亚裔外来移民（特别是其中的非法偷渡客）没有如同历史上进入美国的外来移民那样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是长期保持自己的文化，乃至政治认同，从而将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大量带入了美国社会内部，从而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并使之带上你死我活不可妥协的色彩。从2009年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现役美军少校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向战友同袍及其家属开火而击毙包括孕妇在内的13人、击伤30人；到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社会围绕这场美国并未直接参战的战争而爆发激烈争议、动乱，就充分暴露了这一不断膨胀的风险。

对多年来身体力行推行这种“政治学”并自以为得计的拜登-民主党阵营而言，尤其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今年可能成为他们头一次为自己这种策略遭受反噬的大选，因为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不久，美国穆斯林中就掀起了“放弃拜登”运动，几个摇摆州的穆斯林团体领导人还于去年12月2日聚会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策划动员他们的社区在大选中反对拜登连任投票；他们的人数在全美选民中占比甚低，但在美国社会撕裂的大环境下，他们在一些摇摆州却有可能成为决定2024年大选结局的关键少数。

新贸易保护措施挡不住中国产业发展步伐

无论美方宣称的理由何等站不住脚，对华额外加征关税已成现实；那么，这次出台的新贸易保护措施能够挡住中国产业发展的步伐吗？答案是否定的。

以其中最受关注的电动汽车为例。就当前而言，鉴于美国市场政治性风险居高不下，中国电动车对美出口数量甚少，去年全年不过1万余辆，仅占当年电动车出口总量的1%，即使额外加征的100%关税导致中国产电动车对美出口彻底停止，对中国业界影响也微乎其微。

从长期看，中国已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市场，连续多年产量、销量超过整个欧洲，超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南北美洲之和，现在增长势头强劲。

去年全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016.1万辆和300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6%和1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汽车整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

今年1~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2万辆和907.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9%和10.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8.5万辆和2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0.3%和32.3%；汽车整车出口182.7万辆，同比增长33.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2.1万辆，同比增长20.8%。

这样的规模意味着即使仅靠国内市场，中国汽车业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能兼顾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再加上非美国出口市场，中国汽车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业相对于美国同行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更大。以这种状态与美国同行竞争十年八年，滚动迭代更新发展的结果会是什么，不言而喻。电动车产业如此，其他受限产业情况与此多有相似。

给世界一个更好的经济贸易秩序愿景

美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长期是我们在经济、科技等许多方面学习的主要对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个国家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尽管如此，今日之美国在很多方面，而且是越来越多的方面已经不是我们学习效仿的楷模，而是我们汲取教训的反面教材。

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方面，这个国家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数十年间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主导推进了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体系下的多轮贸易自由化谈判；但近二三十年来，在“公平”“环保”“人权”等种种貌似崇高的旗号下，美国、西欧主导向各类新的国际经贸协定中塞进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化内容，本质上是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走上了不断增加过度管制的错误方向，这对于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活力、动力而言，绝非好事。他们所有这些国内国际经济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本质上是在给全球经济体系创造这样一个愿景：

中心国家不再如同以前那样凭借更高效率更强创新活力而占据中心地位，进而通过贸易等途径的各种“溢出”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而是凭借已有的霸权地位在较低效率较差创新活力的条件下依然从外部世界攫取巨额垄断“租金”，然后在国内依据各类“身份政治”游戏“按闹分配”瓜分这笔垄断“租金”。

无论以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多少不平，上述这种愿景都是更加不合理、不公正、寄生性更强的。在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中，既然历史已经将中国推向实质上的自由贸易旗手地位，中国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应对美国向中国发起的这样那样的挑战，还需要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上，努力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好的国际经济秩序愿景，争取把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带上“发展”轨道。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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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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